國際產能合作并不是中國的“發明”，而是國際產業發展的趨勢和基本規律。

決策層的大力推動下，國際產能合作正成為中國開放與“走出去”的重頭戲。

從中亞、拉美到歐洲，從南亞、非洲到東南亞，中國正全方位出擊，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共同聯手，積極開展國際產能“第三方市場合作”，推動產業與資本的融合、技術與市場的對接，努力實現“多方共贏”，著力打造重點行業產能的國際合作新格局，實現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深度調整。

事實上，國際產能合作并不是中國的“發明”，而是國際產業發展的基本規律。在人類歷史上已經有過三次大的國際產業轉移，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也正是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才發展到今天的規模和水平。

由此可見，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單純出口的方式已經解決不了國內與國際資源的配置問題，按照這個發展規律，由中國發起的人類第四次產業轉移已經勢在必行。

“走出去”戰略的2.0時代

從2000年中國就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但那個時候更著眼于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入世的考慮，強調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而當前提出“國際產能合作”的最大背景，則與世界經濟新常態和中國經濟新常態密切相關。

簡單地說就是國際有需求，國內有動力，具有可行性和現實性。

首先，世界經濟低迷和國際需求疲軟加劇了中國的產能過剩。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外需在我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貿易增速大幅下降10個百分點以上，僅等于甚至低于全球GDP增速。加上近些年人民幣已經被動升值30%以上，更削弱了出口企業的價格競爭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外需已經很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我國此前不論是國內投資還是招商引資的背景都是基于外部市場需求的旺盛增長，因此可以說是世界經濟新常態加劇了我國的產能過剩。

其次，全球直接投資跌宕下行減弱了外資對中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去年國際直接投資雖然恢復到了1. 3萬億美元，但仍低于危機前2.05萬億美元的水平。在這樣的背景下，雖然中國還能保持吸收外資的正增長，并在去年成為全球引資第一大國，但外資對中國經濟增長、外貿進出口的促進作用明顯減弱。

加之國內要素成本上漲和資源環境瓶頸導致我國產業政策調整對吸收外資形成制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資及對勞動成本敏感的企業減少對華投資甚至對外轉移產能，在所難免。

由此可見，原來依靠大規模引進來形成世界一流產能、擴大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國際國內條件已經發生變化，轉型升級成為必然選擇。從這個角度講，國際產能合作是一種應變措施，是中國轉型升級的組成部分，是用國際視野引領新常態的重要舉措。

不難看出，世界經濟、貿易和投資增長速度在低位徘徊，需要有經濟體打破僵局引領發展。而中國發起的產能國際合作，正是對全球產業體系和價值鏈體系的“激活”，是踐行開放、包容、合作的理念。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推進國際產業合作，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參與跨國產業體系，有助于發揮各自優勢，帶動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促進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推進思路

2015年可以視作國際產能合作的布局階段，未來五到十年我國裝備制造和產能國際合作將進入深入推進階段。

通過“一帶一路”推進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互聯互通，發展國際貿易，同時，積極回應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模式創新方面的需求。以境外經貿合作區、開發區、合作園區、出口加工區為主要模式，推動產業對外轉移與合作，形成產業集群，吸納來自中國、東道國和第三方國家的企業入駐，進行產業配套，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過去幾年來，工業園區已經成為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平臺。據商務部統計，中國企業正在全球50個國家建立118個經貿合作園區，其中有77個處在“一帶一路”沿線的23個國家，已經有60多個園區初具規模，形成一定的生產能力。這些境外經貿合作區正在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的平臺，也是產業集聚的平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孵化器。

需要特別指出，第一，中國不向世界市場轉移落后產能。中國推進的國際產能合作，是以產業的對外轉移為主線，向國際市場轉移有需求、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而不是淘汰落后產能。中國的落后產能自2008年開始已經逐步在國內淘汰。

第二，國際產能合作不對外輸出污染。我們曾經付出過“先發展后治理”的沉重代價，絕不會將這種代價轉嫁給其他國家。中國政府在推進“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注重引導企業保護東道國環境和生態，發布的各項政策措施中都列明環保條款，而且中國商務部和環境保護部還聯合發布《對外投資合作環境保護指南》，旨在指導中國企業進一步規范對外投資合作中的環境保護行為，及時識別和防范環境風險，引導企業積極履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

第三，國際產能合作不是排他性的。國際產能合作雖然由中國企業發起，但不是出去剝奪他人發展的機會。恰恰相反，我們希望形成加快集聚的模式，推動來自東道國、第三國的企業與中國企業共同參與相關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國企業將以互聯網開放、包容、合作的理念，廣泛開展與各國的合作，通過屬地化發展提升東道國的發展能力。

第四， 國際產能合作是雙向的。中國正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大規模走出去與高水平引進來并舉，將成為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戰略措施。中國不是不需要外資了，而是需要高質量的外資，高水平的外資，能夠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外資。尤為重要的一點是，某些企業走出去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引進來，提升國內的發展能力，提高在國際產業體系中的分工地位。

第五，門類齊全的工業基礎是推進國際產能合作的立足點和產業方向。中央提出12大類的國際產能合作重點領域，主要是著眼于推進轉型升級和發揮比較優勢的需要。但從實際推進的行業來看，工業發展對基礎設施等配套是有基本要求的，對生產性服務業有很強的需求。所以，除了中央提出的12大類重點行業之外，基礎設施、綜合物流、金融服務等都要走出去，如果生產性服務業不能跟出去，那么中國就不可能真正引領國際產業合作。

幾點建議

而要想從政策高端推動國際產能合作，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政策更有針對性。以前的“走出去”是帶有普惠性質的，所有企業、所有行業、所有模式均可以得到支持。當今的國際產能合作則需要更加具有針對性的支持政策，尤其是對重點行業和重點方式的產能合作要加大支持力度。比如支持境外經貿合作區、工業園區建設、構建跨國產業體系的重點項目的政策措施，應該進一步強化和推廣。

二是金融政策要創新。除了信貸和保險政策外，還要在私募基金、企業債、外保內貸、管權置換等方面有創新，人民幣國家化要為國際產能合作提供支持。

三是財政政策要聚焦。財政支持應該對12大類重點行業提供有針對性的扶持，重點是稅收減讓。一方面是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覆蓋面不夠，二是已經簽署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國別落實難到位，企業依然感覺很不方便，不知道該怎么用，對于沒簽的國家也應該有國內政策來彌補空缺。

四是社會服務要加強。企業走出去有了自主決策權的同時，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也要解決。比如法律、稅務、會計、培訓等服務能力跟不上，無法滿足企業需要。今后要給這部分咨詢機構更寬松的成長空間。

五是海外權益要有保障。當前的國際環境錯綜復雜，國際產能合作風險陡然增加，因此外交政策要為重大的合作項目保駕護航。尤其是關于外部風險的防控，需要外交和政策保險等兜底，企業跨國經營能力的提升也是關鍵。

最后，國際產能合作要尊重經濟規律。國際產能合作是一項系統工程，不是企業出去了就能實現，也不是做幾個規劃就能解決的問題。國際產能合作要遵循國際產業發展的規律，以市場為導向，按照商業原則，以經濟效益為核心去推動發展。所以，國際產能合作的頂層設計需要政府來做，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市場的作用要多而廣，政府的作用要少而精。企業是產能合作的主角和關鍵。

國家轉型升級的總體要求是不變的，促進轉型升級，提升我國在產業鏈中的地位才是最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