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紅利已經結束？】中國勞動投入在1978-2012年間年均增長3.3%，其中數量變化對勞動力投入增長的貢獻為45%，質量變化對勞動力投入增長的貢獻為55%。因此，提高人均勞動生產率，用資本、技術、知識、創新去武裝中國勞動力才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由過去粗放式的增長轉向集約式的增長。

中國勞動投入在1978-2012年間年均增長3.3%，其中數量變化對勞動力投入增長的貢獻為45%，質量變化對勞動力投入增長的貢獻為55%。因此，提高人均勞動生產率，用資本、技術、知識、創新去武裝中國勞動力才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由過去粗放式的增長轉向集約式的增長。

在理順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道路后，政府在培訓技術配套上也要大量投入，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將是未來紅利釋放的重要突破點。無數的例子證明，人到了城市就會變得聰明，善于學習，并不斷增加對自身的人力資本投入，這會大幅提升有效勞動時間和勞動生產率。

根據教育部預計，到2020年時中國新增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則從9.5年提高至11.2年。假設教育回報率回落至相對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帶來的勞動效率提高將導致中國的勞動投入在原來的基礎上再平均每年增長1%。

此外，從我們對戶籍改革對經濟影響的測算結果看，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明顯緩解勞動力緊張問題，改革將從非農勞動傾向、平均工作時間，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幾個方面拉長人口紅利。預期在十三五期間全面放開二胎的概率高達80%，這是對先前過于緊鎖人口政策的最后補償窗口。

據報道，近期有外媒報道，中國考慮在十三五規劃中將人口增長提到優先位置，比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更加靠前，規劃制定者可能首次強調“人口政策”重于國內生產總值，新的重點將為一系列政策改革創造條件，包括醫療、養老、社會福利，以及可能放寬部分家庭生育孩子的數量限制。

按照發展經濟學理論，經濟增長是通過技術創新，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資源的組織、分配、投入實現產出水平的提高。因此，經濟增長與一個國家的勞動人口增長密切相關，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關鍵比較優勢之一就是廉價勞動力，眾多的研究者都認為人口紅利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超常增長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勞動力的投入以彌補初期資本稀缺的短板，其背后的故事是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供給。但30年過去，隨著中國的人口不斷的老齡化，中國正在失去這一最大的優勢，勞動力人口的數量數十年來首次下降。上半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同比僅增長0.1%，幾近停滯。農民工“正在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所有的研究者都在說中國經濟享受了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正迅速消失。面對挑戰，盡管不少電子企業已經開始向機器人生產轉型，但建筑、服務等行業的大量用工需求無法用機器人替代。隨著勞動力供不應求時代的來臨，企業人力成本的上升趨勢已不可逆轉。隨著老齡化加速，接近2.8億的農民工總量增速已持續四年下滑，并呈現高齡化趨勢。

另一方面，當前全社會的撫養比達到36.2%且有進一步上升趨勢。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數據，未來35年里，中國的撫養比還將一路攀升，2050年中國撫養比將達到63%。其中，老年撫養比將從當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人口紅利的消失不僅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喪失，更預示中國社會未來養老的負擔將加大，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結構的變動將對我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而這些老年人必須由不斷減少的工作人口來支持。這對中國社會將產生三個方面影響：

首先，人口老年化問題加劇導致儲蓄率下降，不利于資本深化。早在2000年開始，中國65以上人口比重已經達到7%，老年化社會的來臨。人口老年化意味著社會儲蓄率下降。按照經濟學原理，隨著人口老年化問題的加劇，一國儲蓄率下降。2014年國內儲蓄率48.8%，2010年儲蓄率為50.9%，未來儲蓄率還將隨著人口老年化而進一步下滑。儲蓄率下降導致社會資金配置的改變，資本支出受限，投資放緩，不利于資本的深化。

其次，加劇社會債務負擔，拖累經濟增長。未來養老負擔的加劇將迫使更多的資金用于養老支出，從而加劇國家債務負擔。比如日本，人口老年化導致日本社會保險費逐年增加，按照現在的速度，2050年日本累積債務將達到GDP的5.6倍。按照中國目前人口老年化的增速，2050年養老保險金收支累計缺口占到GDP的90%。這無疑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重大隱患，很可能拖累中國經濟增長。

最后，老年化社會改變中國比較優勢，加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過去中國制造一大優勢是成本低，主要是勞動投入低。這種狀況正在改變。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老年化社會將使得中國比較優勢發生更改，中國制造業成本上升，出口放緩，人民幣出現貶值壓力，資本流出壓力加大，整個社會產業環境和貨幣流動性受到沖擊，極易造成宏觀經濟波動，加大宏觀調控的難度。

那么，是不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釋放完畢呢？并非如此！我們認為廣義的人口紅利包括數量人口紅利、結構人口紅利和質量人口紅利三個方面，十三五期間都有重大紅利空間可供發掘。

數量人口紅利：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宣布了單獨二胎政策。但是單獨二胎申請人數雖然穩定卻低于預期，考慮到實際的出生率，為緩解人口老年化壓力，適應經濟發展新趨勢，同時也為中國制造業升級和產業轉型爭取更多時間，中國應當盡快全面放開二胎，我們預期在十三五期間全面放開二胎的概率高達80%，這是對先前過于緊鎖人口政策的最后補償窗口。

另外則是提高勞動參與率，例如延遲退休時間，《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指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目前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為男60歲，女55歲(干部)或50歲(工人)。歐美發達國家普遍的退休年齡在67歲左右，日本退休年齡男65歲，女60歲。過去幾年里，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發達國家均通過法案延長退休年齡。十三五期間，中國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的可能性也日益上升。

結構人口紅利：這是指農業人口轉向非農就業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即庫茨涅茨效應。2014年中國農村人口比重45.23%，農民工數量大約2.7億，按照73%的比例來估算勞動力人口，農村能夠轉移的剩余勞動力理論上限大約2.5億。國際上，當前日本農村人口比重大約10%，韓國大約9%，如果按照中國農村人口10%這樣的比例進一步測算，理論上中國未來能夠轉移的剩余勞動力大約在1.5億左右。然而，當前中國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受制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以及附著在戶籍上的城鄉二元福利結構，真實的城市化率僅僅在37%左右。

從我們對戶籍改革對經濟影響的測算結果看，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明顯緩解勞動力緊張問題，改革將從非農勞動傾向、平均工作時間，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幾個方面拉長人口紅利。首先戶籍制度的改革將影響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勞動傾向。根據我們對整體就業傾向的分析看，戶籍改革能夠提升未來整體非農勞動就業傾向，在一定程度上緩沖勞動力儲備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假設勞動參與率不變的話，我們預測在2020年，農民工總數將達到3.05億。其次，戶籍制度改革有助于從工作時間長度彌補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從每年的工作時間長度來看，統計局統計的數據是農民工平均工作時間為9.8個月，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每年在城市工作的時間將會延長至12個月，從平均在城市的打工年數上看，平均為8-9年，而一旦解決戶籍和社保瓶頸，則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這對他們自身發展和城市進步都有很大幫助。

如果2014年開始推進深入改革，那么2014-2020年戶籍改革紅利對GDP增速的拉動作用在平均每年1%左右，戶籍改革紅利對GDP總體的貢獻率將達到5%。過去中國的城鎮化主要體現在投資的迅猛增長，但我們認為，未來的城鎮化將更多的體現在消費和服務的增加上——即城市發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社會發展的再平衡。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未來五年中農民工市民化可能是庫次涅茨效應的最后釋放窗口。

因此，一是要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生產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進一步釋放農村勞動力轉移潛力，加快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二是要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大力改善農民工在城市就業、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方面的待遇，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關鍵在于實現這一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的市民公共服務和消費模式轉換，實現進城務工農民與城鎮生活方式的真正融合。其中不僅包括務工者本人，還包括其家屬。務工者主要是生產者，而家庭則帶來消費，這種生活模式才能促成一個良性、可持續的經濟循環。如果再把約8個百分點的新增城鎮人口加進來，那將進一步釋放出達3億左右人口的消費潛力！

質量人口紅利：中國勞動投入在1978-2012年間年均增長3.3%，其中數量變化對勞動力投入增長的貢獻為45%，質量變化對勞動力投入增長的貢獻為55%。因此，提高人均勞動生產率，用資本、技術、知識、創新去武裝中國勞動力才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泉。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由過去粗放式的增長轉向集約式的增長。在理順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道路后，政府在培訓技術配套上也要大量投入，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將是未來紅利釋放的重要突破點。無數的例子證明，人到了城市就會變得聰明，善于學習，并不斷增加對自身的人力資本投入，這會大幅提升有效勞動時間和勞動生產率。根據教育部預計，到2020年時中國新增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則從9.5年提高至11.2年。假設教育回報率回落至相對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帶來的勞動效率提高將導致中國的勞動投入在原來的基礎上再平均每年增長1%。

所以，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全面提升勞動者素質是關鍵，一是要繼續加大公共教育支出力度，努力改善各級學校特別是農村貧困、落后地區學校的教學條件，加快學校課程和專業設臵改革步伐，加強市場緊缺的技能型人才培養，積極推行素質教育，全面提升教育質量；二是要積極鼓勵社會資本和外資投資教育事業，并給予土地、稅收等方面優惠，擴大教育供給，提高教育領域市場競爭力度；三是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鼓勵企業積極開展職工在職培訓，將企業用于職工培訓的相關費用列入成本；四是要加快推動學習型社會建設步伐，加大宣傳力度，在全社會形成終身學習的良好風氣，提升整個社會的競爭力。

因此只要政策得當，迅速全面放開二胎，漸次延遲退休以提升勞動參與率，讓農民工真實落戶永居城市，給予平等教育和培訓機會，則中國勞動力質量將繼續提高，“人才紅利”將逐步取代“人口紅利”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最后配合創新，才可能沖出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