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現在驟然實行大規模減稅或許不是明智之舉】從長遠來看,中國減稅具有基礎,但是,如果當前現在驟然實行大規模減稅,或許不是明智之舉。
理性看待全面減稅口號
當前,圍繞是否要進行減稅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金融行業經濟學家認為應當立即推行全面減稅來促進穩增長和調結構,而政府部門經濟學家則認為全面減稅會引發嚴重的危機,雙方各執一詞,針鋒相對。雖然爭論看起來是政策上的分歧,但實質仍然是經濟學思維上的差異,爭論的核心的問題在于推行全面減稅政策到底能否修復“經濟增長引擎”。筆者嘗試從一個經濟學人的視角,按照經濟學邏輯推理,來說一說減稅那些事。
關于中國宏觀稅負究竟幾何始終未能達成共識,根本原因在于統計口徑的不同。按照國際可比的口徑,中國包括稅收、收費和社保繳費等在內各項收入占GDP比重已經達到了36%左右,雖然這一比例略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但這些國家普遍屬于“高收入、高福利”社會,我國現階段無論是居民收入和社會福利水平都還是較低的,相比較而言,我國實際稅負水平顯然過高。于是,可能不少人認為,有必要通過全面減稅來對企業和個人減負,促進企業投資的增長和個人消費的增加,這樣就可以釋放社會需求,把經濟拉出慣性下滑的區間,回到快速增長的軌道上來。應該說這是一個經濟學的常識性推理,在教科書里都能找到,在一般情況下沒有理由來懷疑這種推理的正確性。但是關鍵的問題是,當前的經濟情況遠非“穩態”,減稅的這些經濟效應能否出現?的確很值得懷疑。
如果要選擇半年度經濟主題詞的話,相信大部分人腦??梢愿‖F出兩個詞:一個是“下降”,經濟增速還在持續下降;一個是“下跌”,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其中股市尤為慘烈。這樣的一片慘淡的大背景下,市場信心是不足的,悲觀情緒充斥。那么脆弱的市場信心是當前經濟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這樣帶來了一個結果: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對未來都做好了過“苦日子”的思想準備,企業的投資會變得更加謹慎,個人的消費會更少,而把更多的收入儲蓄起來。這些分析也通過基本數據得到印證,民間固定資產投資這一指標的增速從2013年的22.7%,下降到2014年的18.1%,2015年上半年再下降到11.4%,連續下降了幾個臺階,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原來一般要高于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到7個百分點,而現在基本相當。分析了這些之后,回頭再來分析減稅的經濟效應就會變得清晰明了。
稅收實際上是資源的再分配,政府在企業部門與居民部門拿出部分經濟資源集中起來,用于發展社會公共事業。在財政赤字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減稅就是稅收返回給私人部門,必然造成政府財政支出減少。假設現在進行減稅,在公眾信心不足的時候減稅,結果會怎么樣?市場情緒普遍悲觀的情況下,個人會把絕大部分的返回稅收進行儲蓄,以備將來不時之需,而不是用于消費;而企業則會把這些資金放在賬上,改善自己的利潤表,而不是用于擴大生產規模。那么,這一部分通過稅收反饋到私人部門的經濟資源就會出現較大程度的閑置。反之,如果不實行減稅政策,原本返還給私人部門的稅收進入了財政開支,則可以把這一部分資源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等方式全部花出去,通過增加公共部門的支出,以此來對沖私人部門投資的下降,然后,在通過各種各樣的“乘數”效應發揮作用,對當前低迷的經濟來說,財政支出的拉動作用顯然比減稅的作用要更強。近幾年,在空前的反腐力度高壓下,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得到大大提高,如果考慮到這一情況,更有理由相信擴大財政支出來提振經濟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當然,本文的目的絕非論證減稅的不合理性,相反,筆者認為中國長遠來看減稅具有基礎,但是,如果當前現在驟然實行大規模減稅,或許不是明智之舉。實際上,減稅政策有前車之鑒,2008年,美國為了刺激次貸危機后的疲弱經濟,小布什實施了1500億美元的減稅計劃,不僅對經濟的刺激收效甚微,而且還直接為美國奧巴馬時代的債務問題埋下了伏筆,成為次貸危機以后又一個阻礙美國經濟發展的“攔路虎”。
從長遠來看,減稅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一旦市場信心恢復,經濟形勢穩定,政府應當果斷實行減稅,讓企業和個人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減少稅收的扭曲效應,讓市場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從減稅的方式來看,筆者認為結構性減稅優于全面減稅,可以通過稅收手段來破解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改善經濟增長質量,讓增長具有可持續性。當然,減稅政策必然帶來財政的長期減收,那么要繼續發揮財政政策的功能,就需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加快轉變財政支持經濟發展方式,采用股權和基金的方式來支持產業發展,加快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吸引社會資本投入到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領域。
最后,有必要談談眾所周知的“拉弗曲線”,拉弗曲線講的稅收收入和稅率的關系,如果說把目前的低收入增速歸結于高稅率則過于武斷。究竟是低收入增速導致了高稅負,還是高稅負導致了低收入增速,筆者傾向于前者,畢竟經濟增長是決定財政收入的根本因素。經濟學并不是一門科學,有時候更像是藝術,運用經濟學原理來制定經濟政策則更需要一些敏銳的觀察,畢竟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變化多端的、復雜得多的社會。如果這么一條簡簡單單的曲線,作為我們決策的根據,甚至背后的很多情況還不清楚,那么制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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