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斬斷流氓軟件利益鏈條

流氓軟件作者采用強制捆綁、欺騙安裝等方式推廣軟件，并從軟件廠商或職業推廣人處獲取利益，一款捆綁五款軟件的流氓軟件半年獲利達數百萬元，軟件廠商、職業推廣人和流氓軟件作者等均從中獲益。而大量因此遭受損失的手機和電腦用戶，維權困難重重。(8月24日《新京報》)

流氓軟件不是病毒，勝似病毒，被網民戲稱為“無賴式”安裝、“霸道式”傳播、“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盡管我國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對流氓軟件予以規制，但其危害性顯而易見，違法性是多重的，已經觸及了法律的底線。起底其違法性，反流氓軟件才會有法必依，維權之路才不致坎坷難行。

有網友曾列出流氓軟件的四大惡行：一是強行侵入用戶電腦或手機，無法卸載，消耗系統流量資源，減慢系統運行;二是強行彈出廣告窗口，借以獲取商業利益;三是有侵害用戶的虛擬財產安全潛在因素;四是竊取用戶的商業信息、個人信息和隱私。這四大惡行無論哪一條，都與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格格不入。

流氓軟件捆綁安裝，如果是用戶毫不知情被安裝的，就侵犯了用戶的選擇權和知情權;如果是反復提示安裝最后使用戶不勝其煩被迫安裝的，就構成強迫交易，這些都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網民何先生曾起訴“很棒小秘書”軟件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法院支持了他的請求，判決“很棒小秘書”侵權。

軟件在安裝前，都會彈出一份《最終用戶許可協議》，這些都是格式條款，用戶只能在同意或不同意間選擇。很多人根本不會細看協議就會點擊同意，流氓軟件因此被捆綁安裝后，軟件提供者以提供的是免費軟件為由予以推卸責任。但根據合同法第40條的規定，格式條款如果免除自己責任或加重對方責任的，該條款無效。也就是說，如果軟件提供者以格式合同作為免責理由的，用戶可以向法院起訴認定相關條款無效，還可以對造成的損失請求賠償。

有些流氓軟件具有瀏覽器劫持或者惡意卸載功能，迫使用戶訪問某些網站，未經用戶卸載其他軟件或誤導、欺騙用戶卸載其他軟件，既侵犯了用戶的財產權，違反了民法通則的規定;還減少了其他經營者的用戶，削弱了他們的競爭力，那些惡意捆綁流氓軟件的行為更是如此，構成不正當競爭。2007年，百度就打贏了北京首例反流氓軟件案，法院認定流氓軟件公司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百度獲賠30萬元。

盡管有些案例已經讓流氓軟件行為得到了懲罰，但相對已經形成的流氓軟件灰色利益鏈條而言，這畢竟是極少數，而且僅僅是個例。要從個例走向對流氓軟件的全面圍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網民個人在對流氓軟件證據的收集方面，還存在著技術等方面的諸多困難。

今年7月初，上海消保委就手機強制預裝軟件提起了全國首例公益訴訟。同時，深圳市消委會也決定將手機預裝軟件不可卸載問題列入公益訴訟。這種模式應進一步推廣，既要在地域范圍上為全國各地消委會所借鑒，也要在打擊流氓軟件的面上全部鋪開，將所有的流氓軟件納入消委會提供公益訴訟的范疇，彌補消費者個體在應對流氓軟件時的無奈、提起訴訟時舉證的困難等。希望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的審理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司法解釋盡快出臺，使消委會提起反流氓軟件公益訴訟更具有操作性和針對性，充分發揮公益訴訟反流氓軟件的積極作用。

法學理論界有人提出，基于流氓軟件的巨大危害性，打破這種利益寄生的畸形鏈條，應將其納入刑法的打擊半徑之內，使反流氓軟件從私法領域走向公法規制的范疇。確實，如今流氓軟件肆虐，哪些流氓軟件行為構成犯罪，哪些只能通過私法就行救濟，應當有著明確的法律界定，這既是對違法者行為的震懾，也是對用戶維權之路的指引，而不至于因流氓軟件造成實質侵害時，用戶不知所措或忍氣吞聲。

法律界定清楚了，流氓軟件的違法性就會一目了然，網民就能正確選擇反流氓軟件之路，使流氓軟件成為網絡“過街老鼠”，不但人人可以喊打，而且能夠真正打得著，還要一棒子打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