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卓勇良
[ 除卻市場失靈的外部性領域，在具體產業發展和具體要素配置方面，“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者只能有其一，而不可能共存 ]
關于產業政策，學界和實際部門通常早已不再奉為圭臬。早年就聽浙江慈溪農民說，凡有線廣播里政府提倡種的東西，都是賺不到錢的。林毅夫教授一邊認為“許多國家的產業政策失敗”，一邊又認為產業政策不可或缺，似乎存在著一些似是而非的矛盾。
20多年前曾反復閱讀林毅夫《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這是對我有過重大影響的經濟學啟蒙文章之一。這兩天又重新翻看這篇畫滿杠杠的文章，非常親切。林毅夫文中說“制度市場中不同的制度會發生競爭”，“國家發揮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至今仍懷念這段讀書經歷，充滿了對林毅夫教授的敬意。當然，這并不妨礙我今天的客觀分析。
林毅夫產業政策的“二律背反”悖論
林毅夫教授的“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是一個典型的如康德所言的“二律背反”命題。
單獨來看其中的任何一個概念，應該均是成立的。“有效的市場”正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揮市場對于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所努力追求的總體目標；“有為的政府”也是從計劃走向市場，從傳統走向現代，積極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所要實現的一個目標。這些單個的概念，由于都是依據普遍承認的原則，當然均應成立，均不違反基本的理性規則。但如果把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就將形成公認的矛盾沖突，形成一個鮮明的、典型的悖論。
既然存在著一個“有效的市場”，那就意味著市場能有效解決要素配置問題，符合人們關于較少投入取得較大產出的意圖。因此，除了市場不能解決，即市場失靈的外部性問題外，在競爭性領域就不再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這里的所謂“有為”，是指其具體產業發展、具體要素配置上的“有為”，并不是指貨幣財政政策運用、市場監管等。如果一定要有這么一個“有為的政府”，那就只會添亂，只會降低要素配置效率。所以在一個“有效市場”的語境和狀況下，在競爭性領域的特定要素配置上，應該說，并不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的介入。
既然存在著一個“有為的政府”，且如果這個政府僅局限于外部性方面的作為，當然是符合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要求，無可非議，沒什么問題。然而，如果這個“有為的政府”必須把手伸到競爭性領域的要素配置，針對特定要素才是表明其是“有為”；而且，這個市場只有存在在這個“有為的政府”下，才是有效的。那在這兩者之下，就表明這個市場是欠缺的、低效率的，也就不能被認為是一個“有效的市場”。
所以除卻市場失靈的外部性領域，在具體產業發展和具體要素配置方面，“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者只能有其一，而不可能共存。
政府產業意志并不一定體現為產業政策
政府在產業方面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意志，這很正常。尤其是后發國家，鑒于先行國家和地區的大量成功經驗，能夠較清晰地知道應該先發展什么，后發展什么，以及暫時不發展什么。但如果覺得政府以此就可以科學地運用產業政策了，那就錯了。
如中國各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普遍實行重工業優先的產業政策，就是不適合的。像浙江這樣當時工業化水平極其低下的地區，也要建設重工業優先的所謂工業體系，以致浙江自1953至1978年的GDP增長，比全國大致慢1至2個百分點。
當然，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政府提出了發展輕紡的產業政策，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至少就浙江而言是如此。但這是特定的社會背景和短缺經濟下的一種成功，應該說并不是常態，而且一旦環境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發生變化，這種產業政策就應該及時撤出。10余年前，浙江一位縣委書記反駁我當地經濟應加快向非紡產業轉移的觀點，事實證明是缺乏遠見的。浙江多地正是沒有及時調整這種產業結構，以致出現了所謂產業結構“三十年如一日”的狀況。
而且在事實上，政府所謂的產業政策的手是比較難停下來的。如1985年，中央“七五建議”指出“堅決把建設重點切實轉到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改建擴建上來”，這應該也是一種導向性的產業政策。然而30年前，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這種內涵為主的擴大再生產路子，顯然走不通，后來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而且，即使政府的產業政策是正確的，還有一個執行上的風險問題。在林毅夫的演講中，出現了甄別、針對、優先等主觀性很強的字眼。人性是最不確定性的因素，在當前中國的環境下，任何需要具體個人執行的政府政策，都會由于官員的個人意志和行為偏差而出現較大問題。
如林毅夫所說，由于資源的稀缺性，政府應該“優先幫助能對經濟持續發展做出最大貢獻的產業”。這里至少有三個關鍵詞，一個是“優先”，一個是“持續發展”，另一個是“最大貢獻”。誰來認定什么應該“優先”？這個“持續發展”時間到底有多長？何時結束？如果眼下是“最大貢獻”，往后也一定是“最大貢獻”嗎？委內瑞拉石油產業及其國民經濟的當下遭遇，很清楚地顯示了林氏“優先”說法的謬誤。
政府的產業發展愿望和意志，應該體現在提高現代治理水平上，中國傳統文化把此稱為“工夫在詩外”。這就是說，我們要達到某種具體的目標，并不能就事論事地展開工作，而應本原地、系統地、扎扎實實地來做好各項工作。因為人類社會和大自然一樣，都是一個有機體系，牽一發動全局，只要有一個環節出錯，就可能全盤皆輸，張維迎教授對此有一段很好的說法。
所以政府欲實現其產業愿望和意志，就必須從最基本的全面工作做起，而不是從最容易制定的產業政策入手。
我自己經歷的案例也很說明問題。我和我的團隊連續10余年幫助湖州市吳興區編制了四個五年規劃，但最近這個區冒出來的美妝特色小鎮，是我們編制前3個規劃時根本沒有提及的。原因是2003年一位樂清商人，在當地一個小鎮創辦了一家化妝品廠，而這家企業突然發展到40多億元銷售的規模，于是帶動了整個小鎮的美妝產業發展。另外，這個區多年前以近千畝土地、抱著很大希望引進的一個重型裝備企業制造項目，至今仍沒多大進展，甚至出現了把圈來的土地承包給當地農民養魚的荒唐事。
由此得到的啟示是，一是特定產業發展，至少在地方政府層面，并不是被規劃出來的；二是某一特定產業并不是政府主觀意志所能左右的，很大程度取決于宏觀經濟形勢等多種因素；三是一個地方甚至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完全有可能突然之間“天上掉下個大餡餅”，關鍵是當地的投資環境及其主觀努力，或者說是“天時、地利、人和”三大要素。
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應由政府激勵嗎
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一種比較奇怪的論調。按林毅夫教授的說法，政府需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一定的激勵，企業家才會有積極性去冒這個風險。發達國家用專利，而后發國家不能用專利，于是就必須用產業政策激勵。
首先的一個問題，專利并不是針對特定產業、特定企業和特定個人，而是普遍地針對所有原創性的產業、企業和個人，即使落后淘汰產業也可以申請并獲取專利，因此專利并不屬于政府產業政策范疇。
其次的問題是，政府給予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以必要的激勵，即使是有必要，也不應針對特定的產業、企業和個人，而應給予所有具有高度先進性或原創性的企業和個人，亦即應該是全產業、無區別的。當然，實際工作中，地方政府確有針對特定產業的激勵政策，而這多半是框架性的、有彈性的、而且事實證明，這種產業政策實施的效果不一定好。我在企業調研，經常聽到這方面的抱怨。而且，往往會出現一些企業為了取得數百萬元激勵，而要支付相當成本費用的狀況。
第三個問題是從浙江情況看，市場自會激勵企業家。無論是馬云、宗慶后、魯冠球、宋衛平，包括浙江快遞的“桐廬幫”，都是受到市場激勵才有今天，當然不排除政府在必要的時候幫了他們一把。如宗慶后當年就是在杭州市政府的幫助下，兼并了國有的罐頭廠。但政府對所有這樣的企業，都具有去幫一把的義務和責任，并不應針對特定的某些企業。只不過是這些特定企業在特定時間、特定場合遇到了特定困難，政府才去幫他們一把。而在另一方面，出現這種情況，也表明了市場機制不完善。因此，所謂政府幫一把，是轉型期特定狀況，并非常態。
這里比較典型的是浙江快遞業“桐廬幫”的遭遇。浙江“四通一達”剛起步的時候，遭遇了中國郵政的嚴厲打壓，郵政執法人員像貓抓老鼠一樣對待他們。然而市場需要他們，“四通一達”也在市場盈利的激勵下，有足夠勇氣去吃螃蟹，他們在短期內快速發展起來。
再一個問題是，林毅夫認為如沒有政府激勵，就存在著因被挖人等原因而受到影響，導致“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蒙受損失”。
如果真的是這樣，至少說明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并不完全成功。一是對員工缺少情感上的吸引力，這至少不是馬云的節奏；二是不能給予員工一份有吸引力的薪水，這表明企業至少存在一些問題；三是產品太簡單，別人很輕易就能模仿。
至于上述第三者，實際也是今天浙江成功的一個原因。即由于大量普遍的模仿，形成了特定企業和個人對于整個產業的巨大貢獻，由此形成一種產業擴散效應。在溫州柳市鎮，連空氣中都彌漫著低壓電器的大量氣息，幾乎人人都知道低壓電器的故事細節，浙江著名的“塊狀經濟”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林教授還認為，新產業所需的資本規模和風險也通常會比原有的產業大，這也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個人覺得，林教授至少是太小看浙江企業家了。浙江的化纖行業大致占全國三分之一的份額，可以說在國內最早大規模地使用了全球領先的熔體直紡等新技術，目前全球最大、最強的化纖企業有多家集中于浙江。而浙江化纖技術的開發和大規模應用，以及浙江化纖產業的超常規集聚發展，完全是企業自主行為，應該說并沒有得到政府資助，甚至是在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限制下進行的。
(作者系浙江省信息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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