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會議舉辦總結怎么寫、舉辦學術會議工作總結

2023年7月6日下午，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汲古論壇”第25場學術活動“新眼光檢討舊學問——梁啟超與中國傳統學術的總結”，以紀念梁啟超誕辰150周年。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俞國林、西安交通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研究員朱中原、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陸胤、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潘靜如應邀主講，論壇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谷卿主持。

“汲古論壇”第二十五場海報

作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最完滿的典型”，梁啟超的學術研究和政治活動互為表里，他對家國、社會和時代抱有極度的關切，其所具備的政治家身份和眼光，顯著地塑造了他的學術與生活。處于新舊之交的梁啟超，既是一位新思想的啟蒙者，又是一位舊學問的總結者，他對傳統學術史的回顧和省思，是他縱論思想變遷大勢、掀起“新史學”風潮的前因和基礎。

論壇伊始，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喻靜致辭。喻靜談到：梁啟超身處新舊時代的夾縫，親歷中西文化的碰撞，史學建樹與文學革新的影響尤為持久，他既是新思想的啟蒙者，又是舊學問的總結者。喻靜以《歐游心影錄》一書為例指出，處于中西新舊交匯結點的梁啟超，以其超卓的文化意識與歷史洞見，對于文明古國的歷史責任、時代使命發出呼吁：以新眼光闡發舊傳統，立足本土建設世界主義的國家。一百年之后，新時代的中國又來到了重大的歷史節點，迫切需要探索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亟待展開論證與落實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我們應該有自信，接續先輩的心志與愿力，爭取在新的時代取得自己的最好成績。

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俞國林發言

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俞國林以“《清代學術概論》斠理漫談”為題，向聽眾講述了他校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一書的經過和細節，并分享了有關近代文獻整理的具體方法。俞國林長期從事古籍整理編輯與學術著作的研究出版工作，他認為，古籍整理是對歷史的再一次書寫?！肚宕鷮W術概論》原系梁啟超為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一書所作的序，因篇幅過大，遂獨立成書，該書總結清代學術源流，系統地概述了從明末到20世紀初200多年間學術思想的發展，是梁啟超的“第一名著”。俞國林通過大量一手文獻和信息，梳理了《清代學術概論》成書始末，并對《清代學術概論》受到和產生的影響、全文的改寫與局部的增刪、梁啟超本人在書中自我“一字為褒貶”，以及刪存稿里的秘密等相關問題，展開分析和討論。最后，俞國林還談到文本校訂中的一些重要細節問題，如著書體例與校書體例、標點與校字、眉批與旁注等。梁啟超年譜的最末一編為1928年10月12日所錄朱熹祭辛稼軒文，最后十六字為“所不朽者，垂萬事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俞國林指出，這是梁啟超的絕筆，也可以視為他給自己所下的定論。

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陸胤發言

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陸胤以“梁啟超與中國文教的新舊轉轍”為題，聚焦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文教轉型當中的新舊關系，從“梁啟超教學論的淵源和影響”“教學法變革：從記誦到講授”“讀書法的轉型：從緩進到速成”三方面展開學術思考。陸胤首先對“新舊之間的辨證”進行檢討，他認為包括梁啟超在內的很多近代思想者都有“先人而新，后人而舊”的現象，他們既是新的先驅者，又是舊的保存者，他們用“新眼光”檢討“舊學問”，而“新學問”中也有“舊眼光”。中國近代教育變革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從中國傳統的科舉為中心的官學私學書院的教育體制，轉變為現在的學校制，梁啟超在其中起到了引領作用。陸胤圍繞《變法通議?論學?！分T篇，提出梁啟超教學論的淵源有四：“變法本原論”、新教傳教士的教育論、日本模范和康有為學說的擴展。關于教學法變革則圍繞《變法通議?論學校五?幼學》展開：《幼學》是《變法通議》中最具影響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整套變革教學方法和功課日程的方案，建構出從記誦到講授的教學法的變革過程。接下來，陸胤圍繞《讀書分月課程》談到讀書法的轉型：梁啟超在《分月課程》提出僅僅六個月的速成讀書法，經、史、子、理、西學分門并進，從緩進的以文字為中心的誦讀法轉變到速成的以經義條令為中心的讀書法。陸胤最后談到：“讀書革命”（Leserevolution）是西方的閱讀史中流行的概念，西歐18世紀從精讀到泛讀的轉型在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也存在，梁啟超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啟動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潘靜如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潘靜如通過三個例子對梁啟超的“新眼光”作出分析，他認為梁啟超眼光之“新”與學問之“廣”有密切關系，二者互為階梯、互為因果，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意義在于那些啟發性、開創性的范式或路徑。潘靜如列舉的第一個例子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與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再詮釋”：地理環境決定論強調自然環境對人們的生理、生活習慣、文化特點乃至社會制度等有著決定性作用。作為“新史學”運動的一部分，梁啟超將西方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引入中國，這樣一種檢討眼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二個例子是“宋、清兩代金石學的回溯”：金石學在很多層面上與作為現代學科的考古學有一定關聯，梁啟超早在1926年題為《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的演講中就明確將考古學追溯到宋代金石學，在《清代學術概論》引入新眼光，專辟章節論述清代金石學。第三例是“年譜、傳記的現代發揚”：人物年譜、傳記在現代史學的地位來自于梁啟超、胡適的倡導，與過去正史列傳的用意不同，梁啟超對年譜、傳記的核心觀點是偉大人物可以與時代相經緯，這也是梁啟超新眼光的體現與對現代史學的深刻影響。潘靜如強調，梁啟超的新眼光可以重新詮釋舊傳統，這新眼光又未嘗不有著自己的舊資源，它只是需要一個契機完成今天所謂的現代轉化，今天的學術研究仍然處在梁啟超的延長線上。

西安交通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研究員朱中原發言

西安交通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研究員朱中原發言的題目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審視與現代學術的張望——以梁啟超的學術寫作為例”，他以學術寫作為核心論題，首先對思想與學術作出區分：《清代學術概論》非如《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般是史學著作，二者體例不同，因此在寫作過程中就會有所不同；又如，梁啟超的經典著作《歐洲戰役史論》的成書目的是啟發中國的國民意識，而非純粹做學問。梁啟超不僅是百科全書式人物，而且把各個門類學科有機融合起來，但融合過程中又存在很多看似矛盾的地方，故而導致被誤讀，這是因為梁啟超不是用學者的方法寫作，而是用思想家的立場在寫作。朱中原提出，梁啟超學術寫作的特點，其一是打通了傳統學說和現代學說，用現代學術的眼光來審視傳統學說；其二是用史學的眼光連接傳統學術和現代學術的不同學科，并特別注重專史；其三是能夠執中而揚西，即以中國立場為本位，又倡導西學。朱中原強調，在研究梁啟超的時候，要把他的政治家、思想家、宣傳家、學問家、文學家（文人）等等這些身份辨證清楚，他的著作和文章哪些偏向于思想、哪些偏向于學術、哪些是用思想家的視野來審視學術史、哪些看似學術實際屬于思想，都需要進行逐字的文本分析。他特別強調，當把梁啟超作為一個現代學人進行審視的時候，要用傳統的學術方法去看待，當把梁啟超的著作框定在傳統學術范疇的時候，又要用現代的學術眼光去審視。

四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梁啟超與中國傳統學術的總結這個話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并就梁啟超及其學術體系的結構和形成展開對話，論壇持續三個多小時，現場學術氣氛熱烈，直至結束，聽眾意猶未盡。（撰文/攝影 焦天然）